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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光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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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帖:我是怎样出席苏霍姆林斯基葬礼的  

2011-08-03 12:21:12|  分类: 社会焦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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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按:  在中国,有许多像我这样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但不少人都以为这位杰出的教育生前多么风光荣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大家不知道苏霍姆林斯基在苏联时代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知道他堪称悲壮的人生。这里,给大家推荐一篇我的忘年交朋友吴盘生先生的译作。吴老师也是苏霍姆林斯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之一。读了此文,相信大家会感慨万千,唏嘘不已。进而对苏霍姆林斯基更加敬重!

我是怎样出席苏霍姆林斯基葬礼的1

——“抽象的人道主义者”即便在坟墓中也十分危险

作者:A·彼得罗夫斯基2

译者:吴盘生

 

【摘要】:举世闻名的优秀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壮年猝故,苏联教育界十分震惊。如何安排葬礼?派谁出席?出席者怎么发言评价故人?这就难住了苏联教育科学院的领导们。二十七年后,出席此葬礼的代表揭秘当时的过程和原因。原来,苏霍姆林斯基在苏联教育界高举起人道主义教育的大旗,已被当局视为异己,视为危险分子。他身临逆境,被口珠笔浅,以致心力交瘁而故。

【关键词】葬礼——低调;人道——犯忌;凶手……

 

这是一九七0年九月的一天。早晨,阳光明媚,没有任何其他安排,没有“大麻烦”,也不用“出远差”。就是平常的一个工作日。   中午时分,我坐在国立莫斯科教育研究所心理教研室的教室里,当时我领导该室工作,正主持着研究生考试。突然,有人叫我去主任办公室听电话,给我打电话的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赫瓦斯托夫院士,他说:“阿尔图尔,符拉基米拉维奇(彼得罗夫斯基),我们现在委派您去基洛夫格勒市3出差。您大概已经知道,我们教育科学院的通讯院士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去世了,我们教科院主席团委派您代表教科院前往,出席他的葬礼。”

是的,我知道苏霍姆林斯基刚刚去世,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前去出席他葬礼的会是我,我是教科院心理学和年龄生理学研究所院士——学术秘书,苏霍姆林斯基并不属于我们所的呀。按惯例,此行代表教科院的应当是另外一个人,譬如,副院长或者首席学术秘书,自然,第一人选,也应是苏霍姆林斯基所属研究所4的院士——学术秘书。于是,我就此问题询问了院长赫瓦斯托夫,他有些生气地说:“教科院派的是您,就是您!”,他不作任何解释,马上就说:“现在马上给您派小车,小车会提前到您家门口,你取好出差的必用物品,立即去机场,那儿有人等您,给您机票和出差的介绍信。”

当时,我就想:“太奇怪啦”!教科院院长对我讲话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啊!语气完全是指令性的,而且我出差的要求也是不清不楚啊。

我把研究生考试交给了室里的副教授,着手出差准备工作。此时,又让我接电话了。“我对您有个请求”——院长在电话里说,但他的语气显示的决不是请求,而是指令——“您大概会在葬礼上发言,因而,我们要求您在葬礼上发言评价苏霍姆林斯基时,只说他是位出色的教师,有理想的校长,卫国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勇士,一位好父亲。您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说他是一位教育学理论家,不可说他是位道德教育论著的作家。”

带着这样的指令,我立即出发,飞往基洛夫格勒市。在飞机上,我方始静下心来思考,那情那景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当时,我就对苏联教育科学院高层领导的临别警告感到惊讶,并寻求其原因。

问题出在哪里?当时瓦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在苏联教育科学院眼里,特别在苏共中央高层眼里,已经是一个异己分子,是一个离经叛道者,他差一点甚至就是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教育体系的敌人!我清楚地回忆起这样的事实:在教科院的一次大会上,苏共中央训导员阿巴库玛夫居然突然站起来发言,他警告教科院教育学研究所的领导们,在对大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希望不要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苏共中央要员在教科院主席台发言,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引起惊讶——按常规讲,这类机构的要员是不应当作公开表态和发言的。看来,情况已十分特殊,以至不得不违背这不成文的准则和传统了。

当然,我了解:在报刊上对苏霍姆林斯基已有十分严历的批评——批评他的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关于善良的教义”,“提倡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等等。不仅是我,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前不久《教师报》发表了由三位教育理论家联合署名的文章《要斗争,不要传教》。此文整个儿是射向苏霍姆林斯基的重型炮弹,作者是在文中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批评词语,对苏霍姆林斯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莫诺斯松院士曾对我讲述了亲眼目睹的场景,它太令人注目了。那是一次在中央少年宫召开的教育工作者会议,会议休息时,苏霍姆林斯基背着手在走廊里漫步,有一位参会者走近他,向他问好,并说:“我早就想与您认识了。”同时作了自我介绍。当听到这个人熟悉的姓名,确认面前站着的人就是在《教师报》发表那篇致命的中伤文章的作者之一,苏霍姆林斯基收回了已经伸出的手,没说一句话,猛然转身离去,背起手,继续在走廊里漫步。

然而,那时在飞机上,我还没能彻底理解这位优秀教育家深陷逆境的痛苦。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和著述已经与统治者的思想及其在教育科学中的运用发生了矛盾。今天,我能引用的文献档案就记载着:围绕着苏霍姆林斯基及对其内心深处发生影响的种种事实,诸如此类的资料就有:

——“民主,那种与‘无条件服从’格格不入的民主,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理想……”

——“苏霍姆林斯基致力于培植‘个性自由’,它把其他全部的教育任务丢在脑后……”

——“苏霍姆斯基对个性自由作出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对共产主义教育目标的极大歪曲……”

——“苏霍姆林斯基对培养人性的要求,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它违背了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精神准则,而这一准则是苏维埃人个性发展的纲领,这已是众所周知的……”

——“他的很多言论已经与现代捷克斯洛伐克右派分子的思想十分相似了……”

以上我所列举的全部意见,就引自《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点》的卷宗,它保存于教科院的档案库之中。

这儿无需心理学家的帮助,就很容易理解:对于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些责难会给他留下多么严重的心灵创伤!苏霍姆林斯基绝对不是自觉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人。很明显,他的目的就在于使共产主义教育“带有人的面貌”,仅些而已。然而,那时对于统治者思想观点作出如此轻微的校正,也是绝不容许的。关于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文档记录明显常有政治告密的性质,其中提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决非偶然。苏霍姆林斯基打破了教育界的平静,他的名字自然就可与刚刚被以镇压下去的“布拉格之春”连结在一起。是啊,对于他当时的精神状态糟糕之程度是多么需要理解啊!

我们可以再看看苏霍姆林斯基写给《国民教育》杂志副主编阿·叶·博依慕的那封信:

亚历山大·叶甫塞尼维奇(博依慕)!

要是您有机会对那个人说几句话,我会请您转达:他就是挑拨离间者!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没有任何人写过文章赞扬我,相反,他们看到我们有人热衷攻击自己人,他们在庆幸,他们对此感到奇怪、惊讶乃至十分高兴。如果这个人有机会再一次攻击——对此我表示怀疑——他们将会更加高兴。

您应当了解,我首先是位教师。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给这个混蛋捎几句话时,我请您对他说:我写的一切,我确认的一切,那是我用鲜血写成的。让他到我这儿担当同样的工作,干一段时间试试!他对实际工作一窍不通!我没把自己看作学者——我首先是位教师。他为什么那样憎恨我?难道需要他来教训我,说什么我应当是个爱国者?

一九四二年,我在卫国战争疆场上身负重伤,同时,我的妻子薇拉在后方被法西斯匪徒吊死,甚至被剜去了双眼,我那诞生在刑讯室的儿子也被匪徒残害,匪徒们把我儿子的头砸向石墙,犹如打死一只小狗,然后抛尸荒野,三天无人问津!请您给他讲讲我的这些遭遇,让他读读在东德出版的《我把心灵献给孩子》的后记,其中就有记述。但愿他能了解,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在东德,人们是那样的夸赞我。这本书——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抨击!可能,我的内心孕育了对孩子们的无限热爱,就是因为我亲历了这一切!我二十二岁的妻子薇拉因为散发反法西斯传单而连续数昼夜被拷打、折磨,在审讯室产下了我们的儿子,她被挖去双眼,残酷地被吊死……这一切至今仿佛历历在目,深深地剌疼我的心。要是在某地方我会遇上这个人,我一定会当面称呼他“挑拨离间者!”因为如此行事的只会是挑拨离间者,他们致力于中伤他们需要排挤的人。请注意,如果我坚持不往而死去的话,那么,凶手就是他,这个挑拨离间者。

——您的瓦·苏霍姆林斯基

上面那封信写于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一九七0年九月二日他就去世了。如将上述两个日子联系起来思考,任何人都不难作出结论了……

多么可怕的斥责啊!那个“他”就是迫害苏霍姆林斯基致死的凶手!苏霍姆林斯基这里写的“他”是谁呢?信中没有指名道姓,因而我也无权揭秘。然而我知道这个人是谁,甚至我也认识他。为了避免误解,我想特别指出,这里那十分可怕的斥责,并非指向我所提及的在《教师报》发表那篇批判苏霍姆林斯基的、喧嚣一时的文章的三位作者之中的任何一人。

在此,我不能不介绍那三位作者之一的身上发生的异乎寻常的转变,此人就是我的同事鲍里斯·季莫菲耶奇·利哈乔夫。在六十年代末,他有充分的理由弹奏那些老调:“……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斗争,斗争!”这里指的是思想领域的斗争,没有丝毫的余地给于“传教”的斗争。然而,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了这位鲍里斯·季莫菲耶奇写的《教育的哲学》,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著作,书中恰恰展示了作者那“传教士”式的天赋。真的,“这种教义”还包含着神秘的宗教内核。要是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还活着,并能读到这本专著——他定会惊诧无比。

那时,人们正在批评苏霍姆林斯基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他的人道主义非常具体。前些时候,我有机会给特米特利· 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的专著写前言,书名为《关于善良的信件》,此书是写给教师和学生的,书中那么鲜明地展示了我们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所主张的十分具体的人道主义。此时,作者已加入了优秀教师和教育启蒙者——雅·高尔恰克、阿莫纳什维利、萨拉维依奇克6等及其他生活导师们的队伍了。

我至今仍然担心,现在“抽象的人道主义者”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对昨日共产主义教育理论家所作的哲学探索的评价。此外,我并无责备之意。而且,就象有位党务——社会工作者那样,我不打算要求他“不放弃原则”。岁月荏苒,人事变迁,人们的观点也在更新,其中没有什么不体面的……

飞机抵达基洛夫格勒市时,经过了一番思考,我已明白:我此次出差,来参加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的葬礼,本身就是给这位已溘然长逝的杰出教育家的最后一个耳光,这种侮辱对他似在情理之中。“让心理学家去出席葬礼吧”,——显而易见,苏联教科院领导们确认:“我们此举强调了:教育科学不承认‘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也不因他去世而悲伤,而且我们已明令出行的心理学家,不许把死者称作公民教育的理论家”。苏联教科院就是以这种方式派我出席葬礼,实际上,他们有意降低了代表的档次。

从基洛夫洛勒市去帕甫雷什镇,往苏霍姆林斯基的中学去,我一路上是与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阿列克秀克同车而行的。显然,乌克兰教育科学思想界——根本没打算派代表出席葬礼。

送葬队伍在乡间街道上缓行,我们紧随棺木,路上洒满鲜花,犹如松软的地毯。前行的学生们怀抱大捆花束,慷慨地抛洒在行人的脚下。

我身旁走着一位年轻的女士,看来是位女教师,她问我:“请问,你们教科院是怎样评价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的?”当时,我违心地说:“怎样评价?当然评价很好啊!怎么会有其他评价呢!”她长叹一声说:“好啊!然而,有人那么批评他……瓦·阿·苏霍姆林斯基为此是多么痛心啊!”,她讲这些话的时候,仿佛是在关心一个仍然活在世上的人,并且,我感到,她并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而当我面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棺木,看到他那安祥的遗容时,我的发言已经极少顾及苏联教科院院长临行时的训示了。在我的发言中,他就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人道主义者——教师们的导师。当然,也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况……

 

注:

1本文摘自作者的专著《坦诚的揭秘》,该书于1997年由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的《凤凰》出版社出版,共512页。本文居第75-82页。

2A·彼得罗夫斯基:苏联教育科学院著名心理学家,其论著在上世纪80-90年代对我国教育心理学界曾有较大影响。

3基洛夫格勒市: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基洛夫格勒州的首府。苏霍姆林斯基工作的帕甫雷什镇属于该州。

4苏霍姆林斯基所属研究所:作为苏联教育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苏霍姆林斯基应属于教科院所属的教育学研究所。

5“布拉格之春”:1968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爆发了反对专制统治的自由民主运动,苏联视作右派造反,便采用公开和隐蔽的方式镇压。后来人们把当局害怕民主自由,动辄与布拉格风波联系的现象称之为“布拉格综合症”。

6这里列举的是苏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育革新家,“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

    很多老师都喜欢苏霍姆林斯基,以为他生前多么的风光荣耀。但大家未必知道这位教育家在苏联时代的命运和悲壮的人生。这里,我特意贴一篇我的忘年交朋友吴盘生先生的译作。吴盘生先生也是苏霍姆林斯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之一。读了本文,想必大家会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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